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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政治与中国现代文学主体性

发布时间:2017-12-26编辑:毕业论文

[摘要]在旅美大陆华人学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主体性的学科建构中,张旭东以其对“文化政治”的论述和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反思与建构而具有特别的意义。首先,张旭东将“文化政治”视为现代性的核心,并透过这一概念,在普通与特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重新思考主体性的呈现的问题,从而为处于西方现代性的“话语秩序”之中的中国文化和文学现代性如何穿透性地重新确立自身的普通性和主体性确立了基本的方法论;其次,张旭东透过对五四激进阐释学的重新阐释,考察文化政治的逻辑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重建革命与五四之间的内在关联;再次,以对鲁迅的重新解读为中心,张旭东通过重新界定鲁迅的“文学性”的内涵,重建鲁迅的写作在文学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关联,从而为打破西方现代性的话语秩序,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性打开了可能性的空间,并提供了方法论和具体的实践。

[关键词]张旭东;现代性;主体性;文化政治;鲁迅

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大陆一批年轻的学子,如刘东、张旭东、唐小兵、张英进、鲁晓鹏、刘剑梅等留学并执教于欧美大学,改变了欧美汉学界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原本由港台华人学者和西方汉学家主导的局面。旅美大陆华人学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尽管共处于海外的学科学术场域,却具有与港台学者及西方汉学家不同的文化价值立场。与港台出去的海外华人学者不断重构不同于大陆现代文学五四叙事与革命叙事之外的新的叙事脉络和现代主体性不同,大陆出去的华人学者,对五四启蒙文学和革命文学传统的主体性有着更为真切的价值认同,尽管他们在西方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的影响下,有着与大陆本土学者不同的具有一定解构色彩的文学史观和红色经典“再解读”的冲动,但从总体上,他们在海外显示出力图将启蒙和革命现代性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主体性建构的努力,从而成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构的一股新的力量。在旅美大陆华人学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主体性的学科建构中,张旭东以其对“文化政治”的论述和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反思与建构而具有特别的意义。首先,张旭东将“文化政治”视为现代性的核心,并透过这一概念,在普通与特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重新思考主体性的呈现问题,从而为处于西方现代性的“话语秩序”之中的中国文化和文学现代性如何穿透性地重新确立自身的普通性和主体性确立了基本的方法论;其次,张旭东透过对五四激进阐释学的重新阐释,考察文化政治的逻辑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重建革命与五四之间的内在关联;再次,以对鲁迅的重新解读为中心,张旭东通过重新界定鲁迅的“文学性”的内涵,重建鲁迅的写作在文学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关联,从而为打破西方现代性的话语秩序,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性打开可能性的空间,并提供了方法论和具体的实践。

一、文化政治与主体性

张旭东将文化政治视为现代性的核心问题。由于文化政治关涉特殊性与普遍性要求,是在特殊与普遍、他者与主体的关系中来确立主体的普遍性的价值与地位,因而也就是主体性的问题。因而对中国文学现代性与主体性的思考,需要透过文化政治的视角才能获得某种穿透性的维度。那么,何为文化政治?对此,张旭东从“比较与可比性”出发来进行讨论。在他看来,比较与可比性问题并不局限于比较文学或文化研究范围,而是涉及到文化和文化意识的根本性问题,因而是一个哲学和方法论的问题。这里的方法论是指向一个价值领域和生活世界,是“指向不同价值领域和生活世界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竞争的关系”[1](P3)。“真正的比较问题必然引发普通和特殊的辩证法;而普遍—特殊性之间的辩证法必然在具体的现实关系和符号关系中重新挑明一种文化政治意义上的、集体性的自我意识。”[1](P3)他的这一论述基于这样的前提,即每一种文化,在其原初的自我认识上,都是普遍性文化,是就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神、人与时间等基本生存维度所作的思考和安排。然而这种普遍性文化却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由于它未能经过特殊性的中介,因而是未经辩证的、未经世界历史考验的普遍性。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思考的途径不是由具体上升到特殊,而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未经批判的普遍性和未经批判的意识和自我意识一样,不过是“一种幼稚的自我中心主义”,“一种想当然的空洞”和没有生产性的“自我同一性”[1](P5)。“在当代错综复杂的文化交流和文化政治的现实关系中”,“任何文化和文化意识,任何一个集体性的社会存在,任何一个生活世界及其自我意识,都必须在一个超越了自身抽象的普遍性幻觉的基础上,在具体的历史的现实关系中,将自己作为一种普遍性的东西再一次表述出来。不然的话,这种文化或生活世界最根本的自我期许和自我定义就只能作为一种特殊性和局部的东西,臣属于其他文化或生活世界的更为强大的自我期许、自我认识和自我表述”[1](P6),这正是由“普遍性”或“普世主义”话语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所规定。也正是这种历史中的强势文化不断地在刻意重新制定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的新秩序、新法则,使得文化、价值和生活世界的多样性说到底是普遍性的多样性,只有参与对普遍性的界定权才能维护一种特殊的具体存在的文化,否则将沦为他人普遍性话语中的特殊位置,接受他者普遍性话语对特殊性的界定,在他人的话语中生活,自身具体存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将由此丧失。同样,“如果我们不能够在意义、价值和‘生活世界’的整体上考虑自身的具体特殊的文化形态,我们就谈不上具备一种文化意识,就谈不上有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不可能凭空被‘创造’或‘想象’出来;它也不能借‘回归传统’去获得;他的历史性的存在依附于新的生活世界的建立,而它的概念轮廓则只能在文化价值体系内部和它们彼此之间交往和冲突过程中出现。”[1](P9)上述论证实际上说明了两点:第一,普遍性话语的运作要求,只有参与对普遍性的界定才能获得特殊、具体存在的文化的辩护的权力,在这一参与的过程中修改和重新界定普遍性;第二,特殊的、具体存在的文化并非一种想象的或创造的东西,而有其历史依据和概念轮廓,对特殊、具体存在的文化的表述只有在价值体系之间的交往和冲突中进行。这既是可比性问题,也是普遍与特殊问题最终交集的文化政治。在这两个层次上,张旭东界定了文化政治的内涵:第一,文化政治是在一个法或法哲学层面上重新思考文化的问题;第二,文化政治的根本问题来自于活生生的具体的生活世界的体验,来自我们此生的具体有限的时间性,和我们所负载的历史经验和文化记忆,因而当代中国的文化政治思考就既与晚清以来的思路一脉相承又面临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文化政治的视角提出了一种重新处理中西关系问题的新视野,它将中西问题处理为当代中国的生活世界的基本形式与现代性普世主义意义—价值体系的关系,也即是在现代性所界定的普遍性的历史关系和理论表述的矛盾中探索中国问题的基本形态及其表述策略。然而,必须注意的是,现代性所界定的普遍性并不是外在于我们,也就是说,一个先验的、无需论证的“中国立场”或“中国意识”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这是由于,在中国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现代性”已经内在于我们的生活世界之中,“原先只是作为一种‘他者性’的‘西方文化’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时代性文体”[1](P10),这就意味着在新的历史关头,中国文化的自我认同并非如何勘定同现代性和“西方文化”的边界,而是在于如何为界定普遍性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斗争注入新的艺术,这种新因素“正是谈论‘传统’和中国现代性历史经验的唯一理由,也是批判地重新思考现代性的西方话语传统的或隐或显的动力”[1](P10)。这就需要进入到现代性的历史结构中去,这是因为“中国进入现代性基本关系中去的历史经验决定了看问题的特殊方式,现代性体制的某些成问题的方面、甚至它的整体性的‘合法性危机’由此变得明晰起来”[1](P9-10),因而通过进入现代性话语的历史结构可以同“这些蕴藏在传统和中国现代性历史经验里的批判性、建设性因素相遇。”[1](P10)

二、五四文化激进阐释学的文化政治

张旭东通过对五四文化的激进阐释学的阐释,来探讨文化政治逻辑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关系。凭借这一逻辑,反对现代文学的自由主义观点(将五四视为启蒙以反对革命)或者保守观点(以晚晴反五四),反对对五四与革命的割裂性理解,而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中重建连续性与断裂性的辩证法。《“五四”与中国现代性文化的激进阐释学》[2]是张旭东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的思考中具有概括性的一篇文章,是在五四运动90周年为纪念、反思和重估“五四”的价值所写。这篇文章主要解决“五四”与整个中国现代性经验的关系问题。对此,张旭东对“五四”研究的主流话语及因其僵化和过度地域化所引发的被各种外围和边缘话语包围、修正和颠覆的情况进行了反思。主流话语的僵化和过度地域化源于没有跳出“民主与科学”、“个性解放”、“进步”和“反传统”等关键词所划定的范围,没有将“五四”放在更大的理论语境里做开放性的理解,而种种边缘性话语则以“激进与保守”的讨论(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或“晚晴现代性”(上世纪90年代以来)来模糊和消解五四的划时代意义。尽管后者能够借助于更大的知识语境和问题关联域,但其将五四主流论述视为单一的、狭隘的政治化论述,通过历史主义逻辑(“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时间顺序)、学科专业化实证化的路径,以打破五四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压抑”为名,打通和排除“前革命”(晚清、民国)与“后革命”(新自由主义、“历史终结”、全球化、普世价值等等)之间的历史障碍的做法,不过是为了达到淡化或抹掉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实践的集体记忆和当代切关性的目的。作为“新一轮全球性文化权利和意义争夺中的一个局部性问题”[2],“五四”论述“关系到过去九十年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性经验的全面理解和评价,从而同当代中国的自我理解和未来指向息息相关。”[2]因而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生活中具有极为重要而关键的意义。在张旭东看来,像“民主与科学”、“个性解放”、“进步”、“反传统”等都仅代表五四精神的主观意愿或价值取向,如果将五四理解为一种客观的历史运动和思想运动,其核心实际上是“新”和“文化政治的逻辑”。“新”作为“五四”的核心之一,意指将新生活、新文化、新青年、新中国等内在化为中国人自身的情感方式和价值指向。“五四”作为一个分水岭,将之前带有外在的、威胁性的但又不得不去适应的种种“新”变为具有内在驱动力和哲学意义的“新”,从而彻底改变了晚清以来“理智与情感”、“可爱与可信”之间的分裂,使两者结合起来。“文化政治的逻辑”正是由上述“新”的内在化所带来的文化领域与政治领域贯通重合的逻辑,这种贯通重合的一致性带来由新文化、新价值、新人所创造的与自己本质相适应的生活形式或国家形式。文化政治的逻辑是现代性的根本逻辑。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就是市民阶级为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提供统一市场、语言、制度和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由于中国面临对外学习和抵抗列强、对内颠覆和挽救传统的严酷环境,因而政治与文化的贯通统一就显示出更高的要求。“如果说鲁迅笔下的阿Q代表了文化失败和政治失败的一致性和同一性,那么毛泽东时代的‘雷锋’则体现了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彻底的重合。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现代中国的存在是一种直达个人的文化政治的集体存在,而‘五四’正是源头。”[2]因而,重读鲁迅也构成张旭东理解和阐释中国文学现代性和主体性问题的一把钥匙。虽然他对鲁迅的文学批评的文字并不多,只有《遗忘的系谱——鲁迅再解读》[3]、《中国现代主义起源的“名”“言”之辩:重读<阿Q正传>》[4]、《杂文的“自觉”——鲁迅“过渡期”写作的现代与语言政治》(上/下)[5]、《鲁迅回忆性写作的结构、叙事与文化政治——从<朝花夕拾>谈起》[6]和《重读鲁迅与中国文学批评的反思》[7]等文章和演讲录,但这在张旭东的文学批评和电影批评对象中,其文字篇幅和持续关注上却是突出的。如果说《遗忘的系谱》的写作仍然处于上世纪80年代国内的文化氛围,在本雅明的文人气质(个体与时代关系)的意义上来进行解读的话,那么后面的这些文章大多演讲和写作在近几年(2009年以后),并且有着较为集中的思想关切和文学解读的具体方法的一致性,都是围绕着张旭东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政治”这一时期的思考重心,从当下性、文学性和政治性的关系入手,来重读鲁迅文本的现代性和主体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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